儿时的冬天

儿时的冬天

儿时的记忆，多半与吃和玩有关。冬天的记忆却不仅仅与寒冷有关。

那时候的的确冷啊。寒风的威力，总比棉衣更胜一筹，穿得再多，也总能被风打透；捂得再严，手脚也总是被冻伤。玩心却是不减的，生着冻疮的手红肿得像馒头一样，擦了妈妈熬的辣椒水、腌菜的盐水，照样出去疯跑。辣椒水和咸菜水能不能治冻疮，说不准，反正小时候，手脚年年冻，年年擦，年年擦，还是年年冻。

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寒水结冰娃儿先知。孩子们早就盼着结冰呢。结冰了，随便找一个水坑，就能玩冰耙犁了。冰耙犁是需要合作的，一人坐，一人拉才玩得起来。远远望去，坐耙犁的得意洋洋、颐指气使，颇有指点江山的意味；拉耙犁的则躬腰偻背、龇牙咧嘴，好不辛苦。拉久了，自然是不愿意的，猛地一拉绳子，坐耙犁的一不小心就颠下去了。不必恼，摔不疼的，这一颠，坐耙犁的就意识到该换位置了。这不，原来拉耙犁的又坐在耙犁上得意洋洋了。谁知他又什么时候被颠下去呢？

家乡没有河流，水坑也少得可怜，总有就抢不上地儿的。抢不上地儿，也不能干等，得想办法自己制造冰面。这个也简单，多提些水直接浇在地上就是了。孩子们很会利用便利条件，提了水顺着自家倒脏水的斜坡浇下去，就成了一面冰坡，比平面的冰场更刺激。在冰坡上玩冰耙犁也不需要合作，可以趴或坐在耙犁上，一个俯冲划到坡底，那架势，俨然一个凯旋的将军。只是这样的“冰场”杂物太多，稍有不慎就会摔倒，我就吃过这样的亏。一次，看哥哥们玩得很嗨，就想试试，哪知还没坐稳，就被他们推下来，连翻带滚地跌到沟里，手腕磕在一块冻土豆皮上，鲜血直流。妈妈不在家，堂哥就给我伤口上按了一小撮灯胭脂。这灯胭脂是煤油灯燃烧后的灰烬，极黑，质地像胭脂一样细腻，至于它是止血还是消炎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那时候药品匮乏，大家都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偏方治病，反正治不好也治不坏。这一小撮灯胭脂没能阻挡伤口感染，却长在了我的伤口里，像刺青一样。

男孩子总是有些坏心眼，有时极好，有时又极坏。我手上的伤还没好，堂哥就突发奇想，怂恿我去舔大门，不知深浅的我就真的伸出了舌头。零下三十几度的铁门，舌头刚挨上去，就粘在了门上。急急地一拽，一块皮肉就留在了门上。锥心的凉痛一股脑地袭来，我扯着嗓子没命地嚎，直到伯母拎着笤帚疙瘩满村子地追打堂哥，又拿出一大把糖球为止。那些糖球，我嗍着不灵光的舌头，吃了好几天。我叭叽了几天嘴，堂哥就咽了几天唾沫，估计他的心比我舌头还疼呢，那糖球可是留着过年吃的。

那时候，吃的东西少之又少，偶尔吃上一根麻花，就比过年还开心了。村里人还怪，一入冬，就由每日三餐变成了两餐，孩子饿了就只能啃冻豆包。冻豆包自然也是零下三十多度的，晃着脑袋啃下去，一次也只能啃下薄薄的一层，要是赶上退牙，没二十分钟都啃不完一个豆包。要是在火盆里烧几个土豆吃，就觉得香甜无比了。糖球啊，冻梨啊，是过年才有的牙祭，且珍贵着呢。

儿时的冬天也是多彩的。千万别以为冬天只是白色的，你瞧，那高高挂在杆子上的红通通的辣椒，还有那挤在门前菜园里的，黄澄澄的玉米，不都是冬天很艳丽的色彩吗？儿时，刚刚包产到户不久，每家的耕地都不多，玉米产量又低得很，大人们也格外上心。那时的玉米都放在苞米楼里，宝贝着呢。可不像现在的玉米，收回来就堆在地上。

“苞米楼”是二三十年前特有的物件儿。把四根木桩立在土里，在离地一米处用葵花杆或细木棍围成一个两、三米高的简易棚子，它通风好，把玉米放在里面，省得发霉。玉米少的人家，一个“苞米楼”就够了，玉米多的人家，就要搭几个“苞米楼”，远远望去，一排排金黄金黄的玉米，别提多诱人了。为什么叫“玉米楼”呢？大概是那时候，村里人极少出门，能见到高楼大厦的也不多，下意识地觉得高一点的东西都是“楼”吧。我们小孩哪管那么多，就知道玉米是收获，是希望，是糖球，是新衣服，是爸爸妈妈很舒心的笑脸。

入了冬，离过年就不远了，这也是孩子们喜欢冬天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过年，再困难的家庭，也会想办法给孩子做一套新衣服的。记得有一年，流行三开领的衣服，村里大多数孩子都做了，我们当然也想要，可是妈妈不说，我们谁也不敢吱声，家里的条件，我们都知道。

过了小年，还不见妈妈买布回来，我们知道，新衣服是穿不成了。生活里总是有些小惊喜，又过了两天，妈妈竟然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大块很流行的卡其绿布料来。妈妈会一点裁减，算是半个裁缝。这块布在妈妈手里颠来倒去，不知画了多少条线，也不知又擦掉了多少回，终于变成了四套衣服。按我们的身高，六米布做三套衣服是正常的，做四套衣服，连真正的裁缝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不知道妈妈是怎样找补的，就记得这件事轰动了大半个村子，街坊邻居都夸妈妈的心灵手巧。我们也着实骄傲了一把。那年，伯伯回家过年，还给我们拍了一张全家福，那是我们家的*一张全家福。

儿时的冬天那么冷，冷得人骨头咔咔直响；儿时的冬天又那么暖，暖得人心里泛着蜜意。那段岁月，藏匿了我们再也找不回的纯情。